场外记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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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外记者张沪（张沪：北京晚报复刊时期著名记者） 大快人心事，揪出4人帮。我与从维熙也平反回到北京日报社。维熙去了北京市作家协会。我问正在为北京晚报复刊招兵买马的王纪刚：“你们要我吗？” 纪刚依然带着他那招牌式的笑容，从眼角到嘴边都洋溢着笑意，乐呵呵地回答：“当然，欢迎你来！” 于是我又回到北京晚报当了记者。我与晚报可谓有缘。一九五一年三月，我被调到苏州胡同六二号，当时那儿就叫“北京晚报筹备处”。一九五二年决定出日报，一九五七年才决定出晚报，那时我被划为右派，赶出报社。如今复刊，我又回来了，感慨之余，决心：“好好干！” 刚复刊的晚报十分热闹。纪刚、顾行带着1缸子老中青，从老的张黎至到小的宋汐，个个干劲十足。但老的被“冷藏”了12十年，小的初出茅庐，磕碰在所难免。纪刚当时既是救火员，又是点火员。在“缸子”里因磨合冲突，火冒3丈时，他过来泼水熄火。在有人遇到困难灰心丧气时，他又点起1把火，给你温暖。他的点子层出不穷，难题到他那儿就不难了。复刊后的北京晚报，登时让人领教到它的力量。不断地听到“卖完了”“订不到”，不断地接到希望馈赠1张晚报的电话。小小的1张晚报成了一九八零年好的新年礼品。连姚依林夫人老周都叫女儿给我来电话，直到1个来月后，邮局恢复正常，才中止了这项任务。 一九八零年十分特别，几乎每天都有提神的事，记者忙得像蜜蜂，不断地往编辑部搬运。秋天，5届人大3次会议要召开了。大家都兴奋得很，这是改革开放第1炮的关键时刻。我向纪刚主动请缨去采访。纪刚两手1摊：“没给晚报记者证！”原来当时全国性的重大会议只给新华社和几个大报发记者证，北京晚报这样的报没戏。我说：“如果采访到了能登吗？”他先是点头后是摇头：“你怎么采访？”我说：“想办法呗！”他忽然不笑了，正色说：“想办法可以，不能出歪点子！”哈哈！我读出了他的潜台词。只要他点头，能上版，我就胆大了。办法有的是绝不是歪的：以前的关系、朋友、亲戚、甚至父母的朋友，都可以代替“记者证”，通讯员更能帮大忙，无证只是不能入会场，但只要联系上要访的对象，约出来或到驻地饭店，或用电话都可采访。 八月下旬，我开始行动。当时得到1个消息：财政部7十4岁的部长吴波推荐5十5岁的副部长王丙乾接班。这是5届人大3次会议前的1个划时代的举措。以前的领导干部是终身制，如今提倡年轻化，吴波开了第1炮，财政部的领导班子经过这样1调整，平均年龄降到五七岁。这可是条好新闻。我立刻到财政部要求采访新部长王丙乾。各个关节都疏通了，唯独秘书挡驾。我只好到王部长住的那条街上挨门挨户地问，谁也不告诉我。晚上八点多钟，我无精打采又饿又累回到报社，碰见刘文典。刘善人大大同情我1番，后想起：“好像吴波就住在西城大将坊胡同，门牌不知道！”我1听，精神头马上来了。有胡同就行，门牌可以打听。扭头就往西去，顺顺当当找到吴家，吴部长没有1点架子，晚上九点多接待了我。我回到报社连夜写出稿子，交了稿，吃完晚饭，已是一二时，第2天（八月二八日）《第1线需要年富力强的干将——本报记者昨访财政部顾问吴波》在晚报1版见报。此稿赶在其他报纸之前，自然反应不错。1位上海读者说：“我以为财政部长换人大概又是什么内部问题，看了北京晚报才恍然大悟，吴波同志风格真高。”那位秘书见老部长都接待了我，心里不是滋味，来信向我道歉。我当然不往心里去，立刻回信：“多多联系。” 九月初，5届人大3次会议召开。七日下午，会上宣布：1些老革命家以身作则主动退下来，把国家领导人的位子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，支持帮助他们工作。守在场外的我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想到如果有1位老同志能就这个决定发表谈话该是多好的1条消息。1个个名字看下去，看到徐向前，立刻想到3十年代参加8路军的舅舅是徐向前同志的部下。通过这个关系我找到徐家，年已8旬的徐向前同志很高兴谈谈，他说：“这是党中央经过通盘考虑后作出的决定，也是我国国家制度的重大改革。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应该退下来让年轻的人干，这样才能加强和改善党和政府的领导，发挥集体的力量，早日建成4个现代化，使国家飞速向前发展。”九月八日这条新闻作为北京晚报头条见报。 九月一零日上午，5届人大3次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，选出国家领导人班子。如果新的领导人能在北京晚报上表态该是多好的1条！这1次杨静仁副总理的秘书极好，立刻给我安排联系上副总理本人。新任的副总理杨静仁很谦虚，对我说：“做副总理，自问不能胜任，但我还具有1定信心，因为在国务院这个集体中，是很有利于学习的。”接着我又去找兼任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杨尚昆副委员长，他和我父亲在延安杨家岭是邻居，说起来都记得。当时他很乐意，说道：“我的心情也是这样，人民给我这样大的信任，今后我要在叶剑英委员长的领导下努力工作，决不辜负人民的委托。”九月一一日北京晚报头条《杨尚昆、杨静仁同志向本报记者发表谈话 满怀信心努力工作 决不辜负人民委托》见报。 在一九八零年九月中下旬的十几天内，我采写了消息4篇：《吴波谈让贤》、《徐向前谈不兼任副总理》、《杨尚昆、杨静仁谈不辜负人民委托》、《活着的张志新郭维彬成为王光美家1员》。采写专访4篇：《访全国政协委员、香港有荣置业公司董事长霍英东》、《访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钢铁学院副院长林宗彩》、《访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美学学会会长、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》、《访全国人大代表、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汤秉达》。组织编发通讯员写的专访4篇：《访活着的张志新——郭维彬》、《访吴亮平》、《访周谷城》、《访钱昌照》。这些报道补充配合了新华社的报道，满足了读者的要求。 一九八零年一零月，一九八一年二月，北京日报领导王立行在人民日报新闻战线上发表了两篇文章《1个场外记者》和《有感于场外记者》，文中提到北京晚报这次的5届人大3次会议的报道，感慨地说：“过去，1个地方报纸是不大敢采访中央领导同志的。这次她在晚报领导支持下，勇敢地进行采访、报道，为新华社的报道做1点补充和配合。”认为这表现很突出。并且提出：“像人大、政协开会这类重大的政治活动，以至其他具有报道价值的重大活动，多让1些有关新闻单位派人参加报道，在新闻界也搞1点竞争，少搞点垄断，是不是对于促进我们报道质量的提高会更有好处呢？” 不久，中央有关部门果然采纳了这条意见，重大活动有北京晚报的份儿了。不只是晚报，1些地方报纸也领到记者证了。2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当我看到年轻同志们佩着记者证去人大政协等重大会议采访的时候，不禁在心里暗暗说：“你们应该感激王纪刚，是他不顾条条框框，勇敢采用刊登；是他循循善诱，支持手下人的积极性，点活了北京晚报，为后来者趟出路子。我们都应该永远怀念他。”